自塔利班夺取喀布尔后，阿富汗女性的境遇一直是国际热议的话题。8月24日，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在喀布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富汗职业女性近期必须待在家中，直到阿富汗建成一个适当的、能保证女性安全的系统。但他也强调这会是一个“非常短期的政策”，女性不会永远被禁止工作。
全面夺取政权后，塔利班发言人宣布，塔利班会在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前提下保障妇女的权益与自由，塔利班呼吁阿富汗的女性留在阿富汗，塔利班会保障她们的安全，可以说，塔利班对待女性的态度和行为的根据是他们所理解的伊斯兰教法。
自塔利班夺取喀布尔后，阿富汗女性的境遇一直是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外界尤其是阿富汗女性对塔利班上次掌权时对待女性的严苛措施依然心有余悸。在塔利班此次夺取喀布尔前就有媒体报道大批阿富汗女性开始逃离阿富汗。阿富汗著名女导演萨赫热·卡里米更是通过自己的亲笔信向全世界呼吁拯救阿富汗的妇女与女童。
阿富汗唯一女市长正在逃亡
据阿根廷《号角报》网站8月19日报道，记者近日联系到扎丽法·加法里，希望对她进行采访，但她回答说：“现在不行，我正在逃亡，希望能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有些朋友正在努力保护我们的周全，在此之前，恕难接受采访。我不怕死，但事关家人安全，谢谢。”这位阿富汗唯一的女市长，也是最年轻的市长因为塔利班的夺权而陷入困境。
8月16日，塔利班在阿富汗喀布尔街头执勤。新华社发
据报道，扎丽法就任迈丹城市长不是通过普选，而是当时的加尼总统任命。2018年夏天上任第一天，市民用棍子和石头“欢迎”她的到来。她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得到市民的接纳。在《号角报》此前对她的采访中，扎丽法回忆说：“那段时间我与社会名流谈判，走街串巷征求市民意见，并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执政计划。”直到扎丽法的城市清洁系统改造项目完成并开始运转之后，她才战胜那些之前将她妖魔化的人，赢得了当地居民的信任。
报道指出，多年来，她一直在躲避袭击，并设法逃脱了3次。去年11月，扎丽法的父亲、上校阿卜杜勒·瓦西·加法里被武装人员在家附近杀死，原因是扎丽法大力推行支持社会公正和女性权利的行为遭到他人嫉恨报复。扎丽法认为：“他们不想让我待在迈丹城，所以杀害了我父亲。”报道称，虽然塔利班承诺将在阿富汗建立的伊斯兰酋长国会保证每个阿富汗妇女的安全，尊重她们的权利，但扎丽法依然感到担心：“塔利班会来杀掉我。他们不是来统治或管理这个国家的，他们是来放火烧毁东西的。”
但是在阿富汗众多社会问题中，为何女性问题成为了塔利班最在意的一环，也成为了国际社会抨击塔利班的焦点呢？为何阿富汗妇女的处境会如此糟糕？由此不难猜测，在女性问题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较量。
现代化进程中的尖锐矛盾
当前世界上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有的相对开放，有的相对保守，但几乎在所有伊斯兰国家关于女性平权问题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矛盾与争议。最为人熟知的是一些伊斯兰国家允许“一夫多妻”制，以及家族内部可以对失去贞操的女孩进行“荣誉谋杀”。也有专家指出，如塔利班上次掌权时对待女性的一些苛酷的刑罚，很多是来自伊斯兰教过去产生的一些极端派别的做法，并非伊斯兰教固有的内容。
伊斯兰世界的女性平权问题根源在于伊斯兰世界在近代以来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了种种复杂问题。经历过西方殖民统治的伊斯兰世界，现代化建设基本都以西方为师，因此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伊斯兰社会结构被打破，旧有的宗教与部落对社会的统治被现代国家机构所取代，这便造成传统的神职人员与部落酋长丧失了他们原有的政治经济利益。
然而与西方现代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很多伊斯兰国家没有实现完全的政教分离。在伊斯兰世界，除了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伊斯兰教进行了国家化与机构化的收编，不仅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更重要的是将伊斯兰教义纳入国家的基础教育体系，并且都不同程度地承认伊斯兰教法学者在司法审判方面的作用。于是，宗教神职人员又在现代国家的思想教育与意识形态建设层面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另一方面，经济与教育的现代化必然导致劳动力的解放与传统思想的瓦解，这当中自然包括女性的独立。而这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对教士阶层而言带来的不仅仅是实际利益的损害，更让他们看到了种种家庭、两性、道德败坏等等社会伦理问题。于是，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教士阶层又转而成为了现代国家思想道德与社会规范的示范者、制定者、仲裁者。
女性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女性问题作为最能吸引人眼球的话题，女性解放作为最能体现传统与现代之间尖锐矛盾的代表，都成为教士阶层的重点关注对象，也成为了教士阶层用来“指正”社会道德规范、针砭时弊的焦点。教士们通过批评那些“不安分”的女人来抨击当下的政治与社会，以此提升自身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的地位。
而在上世纪的民族解放革命热潮散退后，这些社会伦理问题越来越成为世俗国家政权执政合法性的挑战，世俗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始转向伊斯兰宗教为自身谋求新的执政合法性。
在像阿富汗这样长期饱受战乱的国家，政权数次更迭，现代世俗国家与现代社会的构建已经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纯粹”的伊斯兰主义与“纯洁”的教士阶层所代表的伊斯兰神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政治人物们最后可以寻求的合法性来源。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叙事的捆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非拉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反对西方殖民霸权为主题。伊斯兰世界的各国纷纷独立以后，伊斯兰教在各国现代民族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伊斯兰各国大都民族众多，部族主义盛行，民众对部族的认同度高于对国家的认同度。这样一来，共同的伊斯兰信仰便成了将不同民族联系到一起，构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唯一纽带。而且在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中，共同的穆斯林乌玛（Umma）概念早于民族国家概念的出现，并更加能够被伊斯兰信众广泛接受。
然而，在二战后被建立起来的穆斯林共同体却接连遭遇了以色列军事打击、美国入侵、欧洲抵制穆斯林移民等等一系列羞辱。伊斯兰世界的反美、反犹、反西方主义情绪从未消散，甚至日益增长。政治伊斯兰主义所打出来的反美、反以、反西方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失落群体的拥护。
而女性话题在反美反西方的话语构建中再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现代政治伊斯兰理论奠基者之一、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赛义德·库特布在他的著作《路标》中将他看到的美国女性描述为浑身都是诱惑和欲望，内心充满着败坏与不安分。这不仅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否定，也是对西方文明的否定。“不安分”的美国女人不仅反映了现代化的弊端，更代表了美国与西方的邪恶与贪婪。库特布为美国代表的西方塑造了一个“荡妇”的形象，而这种“荡妇”形象在宗教信仰中代表的便是魔鬼撒旦。
与美国的“荡妇”形象相比，穆斯林女性穿着保守，身体发肤都被严格包裹，老实本分，居家守己，在政治伊斯兰主义中则代表的是纯洁而又安分的“贞洁圣女”，与这一形象相反的女性则成为了玷污穆斯林形象、受西方文化腐蚀的“败类”。对于这些被“撒旦”所蛊惑的女人，必须要以“真主”的名义加以惩戒和正法。在这一语境下，女性被遮盖的身体与受限制的人身自由便与民族主义的叙事捆绑在了一起，被赋予了又一层神圣的意义。
在被美国入侵并占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阿富汗，作为一个一度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并长期围剿的政治组织，对塔利班而言，女性身体在进行伊斯兰主义宗教呼召与构建反美的民族主义叙事方面有着很高的利用价值。
意识形态话语争夺的“舞台”
综上所述，塔利班对于阿富汗女性的种种限制归根到底是一种对话语权的争夺。他们将女人的身体作为意识形态的战场，打击的是阿富汗内部支持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力量和拥护美国的力量。利用女性的身体，他们也将自己描绘成与撒旦作斗争的“纯洁”的伊斯兰战士，他们要将美国与西方势力赶出阿富汗，并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由“真主”掌握主权的伊斯兰神权国家。
然而，塔利班作为一个拥有如此“宏伟目标”的团体，此前这么多年却利用对待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的种种限制与惩罚来为自己的“神权”主张正名，这无疑是一种讽刺。
重新夺得政权的塔利班声称会保护妇女的自由与权利，但他们的认知却是妇女权利应当被保护仅是因为她们是可以孕育生命的“母亲”，况且对她们的保护还要被置于伊斯兰教法之下。女性的价值不仅仅是孕育生命，人类历史一再证明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地工作、学习、运动甚至更强，女性同样可以独立、自强，她们不仅可以主宰自己的身体，更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